社会行动能力:民间行动与乡村行动能力提升 毛刚强 夏单坤 姚志伦 甘泉 1,简要的对中国三农的描述及分析: 1.1贫困源于不公平,在中国,贫困源于不公平最通常的理解是权利不平等和资源分配不公;资源分配不公集中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1)公共资源分配对贫困弱势群体的
社会行动能力:民间行动与乡村行动能力提升
     
1,简要的对中国“三农”的描述及分析:
 1.1贫困源于不公平,在中国,贫困源于不公平最通常的理解是权利不平等和资源分配不公;资源分配不公集中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1)公共资源分配对贫困弱势群体的资投入严重不足;2)分配用于贫困弱势群体的资源没有有效机制保障其到达目标群体;3)基于前述两点原因而形成的贫困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保障和基本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4)贫困弱势群体本该使用和享受收益的自然资源使用空间被挤占。
 
1.2,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人类的福祉,也即是社会幸福,而社会幸福除了经济、收入、可享受的服务等可量度指标外,平等的参与、生活在组织中、良好的人际关系、遵从被认为有价值的****规范、有选择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等也是重要的指标。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大部分乡村的传统彻底解体,组织资源和组织能力被彻底破坏(一般来说,组织与传统是正相关的),对于绝大多数乡村农民,虽然在收入上已有一定的改善,但农民甚至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正在大幅度全面降低,这既是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集中表现,也在酝酿着更大的社会问题。
 
1.3,乡村现有的组织形式很大层面上是为“行政”服务的,或者是为各级政府的政治/行政目标而存在的(包括村委会、各种经济合作组织等),其治理主体并非农民,其工作目标并非乡村自身的发展目标,农民的参与有限同时也较难得到保障、这些组织形式也很难体现农民作为乡村发展主体的利益目标。
 
1.4,基于中国的现实,“小农经济”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存在并作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也将可能是中央政府进行利害判断后的唯一不得已的选择,但农业基本生产设施的公共品性质与“小农经济”的冲突及乡村组织能力的弱化,正在并且还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效率,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同时反过来更加剧了乡村原子化的程度,加剧了农民、农村、农业的脆弱性。
 
2,乡村发展民间行动的工作及推进的可能方向:
2.1就中国的三农问题,推动资源分配不公的改善及赋权工作实现乡村良治以达致社会正义,民间组织可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1)宏观政策层面:通过政策研究与倡导,推动加大对贫困弱势群体的资源投放力度;2)涉农资源分配层面:推动参与式扶贫模式及资源分配的透明性,为涉农资源的使用效率提升提供路径支持;3)乡村社区治理层面,通过村庄组织化建设赋权农民(扶贫机制的微观层面),推动村庄行动能力提升;4)社区发展层面,在村庄组织化的基础上,推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弱势人群公平使用资源的机会增加、并公平享受资源资本化所带来的收益。
 
2.2从笔者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有关宏观政策的倡导,中国的民间发展机构基本上不能或者不愿涉及,并且往往缺乏对于中国贫困问题及三农问题的总体性研究与认识;而对于扶贫机制的改观,基本上所有的民间组织的影响力都不足,很难与相关部门进行对话;至于乡村治理与社区发展,我们的种种努力都可能会面临效率及可移植性方面的追问,我们也看到,一些民间行动在推进乡村社区综合发展的同时,更多的着眼于价值观推进、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乡村。对社区传统的理解与尊重不足,对乡村如何充分整合自身资源发展的支持不足,对现有制度框架内的乡村组织的支持(改造)不足。所有这些内容,都限制了乡村发展民间行动的工作的有效推进。
2.3影响能力与话语能力正相关,但话语能力源于民间行动以什么方式作过些什么并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虽然各地的民间行动建立起了许多综合发展项目点,但总的来说,综合发展项目模式单一,并且理念往往凌驾于实际,也使得一些关键问题被回避,很多民间行动者不知道该大声的说什么,也难以大声的说什么,不能发出真正的以项目经验为基础的有价值的倡导声音;而另一些有影响力的行动者,由于其行动本身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其行动模式本身也还需要经过认真推敲,无法解决机制上的问题,也无法回应不同的追问,从而使得民间行动在宏观资源分配层面及扶贫机制层面(包括涉农资源的分配及使用机制)等方面的倡导的话语能力也严重不足,这是笔者理解民间行动精英化所必然带来的后果。
 
3,对当前农村问题形势及民间可能的行动方向判断
3.1从党中央及国家的政策来看,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如今已不是问题,就中国目前的形势来看,是要解决如何分配、如何用好的问题,可具体表述为:1)涉农投入如何通过服务或者货币、实物形式最大限度的到达农民的机制问题;2)乡镇政府职能如何重新定位,如何从管理、控制转向服务与支持,如何重新界定乡、镇与村的关系问题;3)在前述问题解决的前提下,村庄的回应机制如何建立的问题,如何建立公共决策机制并有效率及可持续地使用、分配资源的问题,同时乡村如何能使这些资源支持乡村社区整体发展和公平分享收益也会成为关键点。此三点是互为因果,同时也是互为前提的。所以,政策倡导与农村综合改革的研究固然应该继续,但是,我们必须解决这样的前提:民间行动应该也必然要在乡村微观层面作出有成效的并真正具有倡导价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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